李旭紅：可持續性發展視角下，稅收政策如何變化

 

目前，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GRI）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但也有部分企業參照國際化標準組織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南（2010）》的標準撰寫社會責任報告，或參照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發布的《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建議報告》等編制ESG報告。

 

當前，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從事火力發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礦產開發等對環境影響較大的公司披露環境信息，深圳證券交易所要求“深證100”樣本公司披露包括環境信息在內的社會責任，但對其他上市公司僅為鼓勵披露而并非強制要求。此外，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2號——創業板上市公司規范運作》中，關于披露內容暫未對溫室氣體排放予以詳細規定，相比較而言更側重于要求公司披露在環境保護方面所作的貢獻，如公司環境保護方針、年度目標及成效、環保投資及技術開發情況。

 

從上市公司的角度看，目前企業氣候信息的披露載體一般為社會責任報告、ESG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因上市公司內部核算管理制度健全，大多通過ESG報告披露氣變指標，筆者選取15個行業65家上市公司的ESG報告進行樣本分析，發現樣本企業上市公司關于碳排放量披露的內容多為《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草案]》（征求意見稿）范圍1與范圍2口徑，只有極少數企業（例如騰訊）披露了范圍3排放量。范圍1排放是指由市場主體擁有或控制設備等所產生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例如鍋爐、熔爐、車輛等在燃燒產生的排放，或工藝設備的化學生產產生的排放。范圍2排放是指市場主體所消耗的外購電力、熱能或蒸汽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范圍3排放是指范圍2排放中沒有涵蓋的、發生在報告主體價值鏈中的間接排放，包括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

 

同時，我國上市公司目前的ESG報告缺乏統一披露標準，國內上市公司的披露依據包括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國務院國資委《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GB/T 36001-2005《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和管治報告指引》的要求等，且不同企業的披露依據不盡相同，缺乏統一標準，行業內碳排放計量依據不一致將降低數據可比性。

 

此外，上市公司不同行業之間信息披露的質量也存在顯著差異。金融行業、房地產、交通運輸、醫療藥品、技術通信、采掘與礦物加工等行業的樣本企業基本以大型央企和國有企業為主，披露最為詳實，且有相關量化指標，報告信息基本能夠涵蓋報告年度及前兩年度的相關信息。碳排放大戶的電力行業披露較為簡單，兩家僅披露了碳減排情況，有的未披露任何相關信息；食品和飲料行業的樣本企業對碳排放數據的披露較為單一，僅披露碳排放總量或者未披露相關信息；消費品行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較為詳實，而民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較少；可再生和能源替代行業的三家樣本企業，僅一家企業披露信息較為詳細，另外兩家公司未披露相關信息；資源轉化行業共五家樣本企業，部分披露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范圍1、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對各類能源消耗情況，其他三家樣本企業都屬于傳統制造業，未詳細披露相關碳排放信息。

 

因此，可以預見，《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草案）》（征求意見稿）正式實施之后，市場主體披露的溫室氣體信息將更為透明規范，對于可持續性發展的稅收政策將產生直接影響，促使相關的稅收政策影響面更廣、針對性更強、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調節效應更為明顯。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