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生物安全治理短板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當今社會對其了解還不夠深刻、全面。在狹隘的生態文明觀念下，對生物安全認識還不到位，我國在生物安全系統的保護與治理中存在諸多制度建設不全、監管不嚴的漏洞。

 

　　一是對生物安全的相關認識不到位。目前對生態安全的理解過于單一。許多地方往往把生態安全僅僅局限在生態環境好，把生態文明等同于環境保護。[2]評價一個地方的生態安全一般集中于比較直觀的領域，譬如天是不是藍、水是不是清、山是不是綠、綠化是不是好，甚至對于土壤污染的危害由于沒有直觀的感受，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夠重視。狹隘的生態概念未能把生物安全納入生態安全建設之中，對于其他生物的保護以及人類與之關系都沒有體現在生態安全建設之中。由于認識上的缺陷，治理者的站位不夠高，導致很多的宣傳、教育內容缺位，統領性的政策制定缺乏必要的考慮。

 

　　二是生物安全領域制度規范不到位問題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上作出一系列頂層設計、制度安排和決策部署。迄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相繼出臺，但是在生物安全保護領域涉及很少。僅有直接涉及生物安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該法于1988年通過，經歷了2004年、2009年、2016年、2018年四次修改。保護對象是采用國際通行的名錄類方法，主要涉及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很多人類不熟知的野生動物并未納入其中。最關鍵的是，該法律還包括野生動物合理利用的內容，因此一些人把“野保法”稱為“利用法”。[3]除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之外，我國政府針對野生動物保護并未出臺相關的配套制度，譬如具體的執法尺度、手段、流程等，對野生動物交易的管理制度也不到位，導致我國在生物安全領域的約束性紅線并不是十分明確。

 

　　三是生物安全的法律監管不到位。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等規定，我國對非法獵捕、殺害野生動物，非法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等行為的處罰力度較低，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只有價值在10萬元以上或者非法獲利5萬元以上且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才構成犯罪，同非法所得利益相比相差較大。在相關動物檢疫方面，仍存在法律空白。在執法過程中，對于情節一般的行為，只能由市場監管部門、野生動物保護部門或公安機關給予行政處罰，但是行政處罰依據的相關法律制度并未對此類違法行為規定細則，導致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執法人員執法彈性較大，市場監管等行政機關的執法力度因而不盡如人意。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