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 中國實現碳達峰
碳中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我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高、增長快,從碳達峰到
碳中和的時間短、任務重等。
一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 有關研究發現,我國仍有5億多群眾沒有蹲上“抽水馬桶”、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4]換言之,在人民群眾解決溫飽、邁入全面小康社會之后,還有一個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看,暴雨之后在“城中看海”的現象并不少見,即使像
北京等一線城市,一下雨也會出現局部排水不暢、交通受阻的情形。換句話說,包括“下水道”這個城市“良心”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因此,我們既要發展又要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既要關注長期問題也要解決緊迫的現實問題。
二是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 2019年占比達85%左右,僅煤炭就占57%左右,[5]能源結構優化調整任務艱巨。據BP(2021)資料計算,2020年中國燃煤發電量比重分別比美國、日本和全球平均高出43.5、33.5和28.1個百分點。[6]據中電聯和EIA(2021)有關資料,美國2020年工業、服務業和居民用電分別為26.5%、34.2%和39.3%,分別高出中國-40.5、18.1、24.7個百分點;由于產業結構和用電結構差異,中國單位GDP電耗是美國的2.8倍,而人均生活用電量僅是美國的17.6%。[7]與此同時,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歐美國家相當,而且增長較快,原因在于能源消費結構不同:中國以化石能源為主,歐美國家的煤炭消費僅占11%和12%。
三是我國碳中和的實現時間短、起點強度高。 根據BP(2021)統計資料計算,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1973年實現了碳達峰,美國、日本也分別于2007、2013年實現了碳達峰;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分別從峰值年度的12.1、5.77、6.82、6.43、5.63噸標準煤/人下降到2020年的9.96、5.06、5.42、3.82、5.01噸標準煤/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分別從19.60、9.98、14.14、9.98、13.00噸/人下降到2020年的13.47、8.12、7.22、4.70、3.85噸/人。[8]作為對比,歐盟國家從碳達峰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有70多年時間,美國從達峰到2050年碳中和有43年時間,我國從達峰到實現碳中和僅30多年時間,遠低于發達國家一般有的50—60年的過渡期。
總之,我國無法效仿發達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模式,雖有后發優勢特別是新一輪技術革命機遇,但在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高”的背景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難度很大。我們需要從國情出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碳達峰碳中和之路。
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歷史性意義十分重大:一是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這個唯一家園的需要,因為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氣候升溫已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二是加快發展
清潔能源以滿足群眾生產生活的需要,缺油少氣的資源稟賦導致油氣進口依存度不斷攀升,能源安全隱患較大;三是將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對石油、煤炭的過度依賴,為經濟安全快速發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生活創造良好環境;四是開發清潔高效節能低碳技術、促進產業化、形成新的增長點和增長動能的需要;五是轉變粗放的發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強度、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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