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雙碳”目標指引下,地方層面的具體實施方案近期密集出爐。根據各地公布的“十四五”規劃,上海、
北京等多地提出力爭率先、提前實現碳達峰,各地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路線圖陸續披露。
“從目前情況看,雖然大部分省級地方政府已將
碳減排納入其最新政府工作計劃或五年規劃,但鮮有省份制定了具體的目標。我們認為,
碳排放行業或煤炭開采業務規模較大,且財政和國企實力較弱省份的低碳轉型將面臨較大壓力。”穆迪助理副總裁、分析師袁人杰表示。
區域間減碳壓力差異明顯
在國際層面,工業革命以來,大部分碳排放來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能源貧困是經濟貧困和發展不平等的一個重要體現。收入水平差異使得發展中國家碳減排的
價格彈性系數較大,即同一水平的
碳價帶來的減排量較高,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
碳價應該比發達國家低。不過,碳價的差別也容易導致高排放的行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造成進一步失衡。
在國內層面,不同行業與地區之間的減碳壓力差異明顯。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我國北方地區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更大,產業結構偏重,轉型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更可能通過購買碳排放權達到維持經濟正常運行的目的。“從地域來看,我國化石能源供給總體呈現‘北多南少’的格局,碳減排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影響也不容忽視。”彭文生表示,“山西、內蒙古、陜西等省份的財政收入對采礦業、電力行業的依賴度較高,說明其更容易受到減碳的影響。”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也提到了在推動實現“雙碳”目標時,區域發展面臨的平衡問題。他表示,目前我國高收入地區的能源產出強度低于低收入地區,研究結果顯示,在
碳中和過程中,可能會讓低收入地區承擔更多減排任務。山西、內蒙古等以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地區,將面臨主體性產業替換的挑戰,鋼鐵、有色、化工、水泥等高耗能產業為主導的區域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
積極探索多路徑減碳
專家表示,不同地區的行動方案應因地制宜。例如,浙江、上海等經濟相對發達的省份可重點關注科技創新、產業結構優化等;甘肅、寧夏等西部省份可在探索
新能源發展方面持續發力;四川、福建等森林覆蓋率較高的省份可重點關注生態
碳匯。
而對于山西等傳統能源大省而言,探索能源轉型的新路子,在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同時協調好經濟增長,是其繞不過去的“必答題”。對此,多位專業人士也給出了建議。
“構建循環經濟與低碳發展的集成性對策”,是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耿涌針對傳統能源大省提出的建議。他表示,像山西這樣的煤炭大省,要構建戰略資源動態數據庫,合理制定再生資源的稅收政策,通過開展循環經濟建設,科學評價固廢資源化的
節能減排效益,以破解先污染后治理困局。
山西能源學院院長梁衛國認為,對山西來說,能源供給要從以煤炭為主向煤、煤系氣、可再生能源統籌協調發展。未來,山西要擺脫“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以構建節能環保、新能源、光電產業和生物基新材料等標志性產業集群為契機,通過變革煤炭開采方式向
綠色智能時代邁進,創新煤炭利用方式,提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水平。
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
會議明確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糾正運動式“減碳”。在“雙碳”目標指引下,能源轉型是關鍵,也是必然。山西等煤炭資源大省應該加強研究區域循環經濟與低碳發展的集成性對策。在專家看來,超出目前發展階段而采取不切實際的減碳行動同樣不可取。
“今后10年是一個關鍵過渡期,也是非化石能源和終端用能結構的加快調整期,煤炭市場將出現實質性變化。要盡可能利用現有存量產能,爭取為能源和經濟轉型有所積累,促進經濟結構盡快調整,在工業、建筑、材料等領域的低碳創新方面爭取先機。”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原所長、國家“十四五”能源規劃專家委員會副組長周大地認為。
此外,要盡快夯實基礎數據建設,拆分具體的轉型目標。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張建宇建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必要前提,是夯實碳排放數據基礎、建立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只有在可靠的數據基礎上,才能確定總量目標、分解減排任務。同時,要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明確減碳方案,保證各地的碳中和目標與國家及區域目標之間相互協調、相互支持。
彭文生則提出,要從全國一盤棋角度統籌考慮。例如,可發揮財政作用,將征收的部分碳價收入轉移給傳統能源大省,防止其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影響民生和債務償還,同時還可支持這些省份產業綠色轉型,進行產業低碳、去碳化技術研發,以促進碳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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