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對銀行意味著什么？

 

首先，商業銀行應高度關注轉型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越來越受到氣候相關風險的影響。氣候相關風險主要包括物理風險、轉型風險和責任風險三類，其中，轉型風險是指快速低碳轉型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金融風險，包括政策變化、技術突破或限制、以及市場偏好和社會規范的轉變等。轉型風險更多體現在金融機構的資產方面，如果金融機構向業務模式不符合低碳要求的公司提供貸款，那么他們就會蒙受損失。如由于政策行動、技術變革以及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支持，大量化石能源燃料儲備面臨擱淺風險，化石燃料公司可能會面臨收益下降、業務中斷、融資成本上升的局面。前文已指出，隨著碳中和目標的提出，未來我國整個經濟社會都會朝著綠色低碳產生巨大的轉變，銀行面臨的轉型風險將凸顯，因此商業銀行需要高度關注碳中和目標帶來的轉型風險。

 

其次，商業銀行需要加強氣候風險管理和披露。為了應對日益凸顯的氣候風險，銀行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來加強自身的氣候風險管理：

 

一是降低高碳資產配置，化石燃料可能成為擱淺資產的風險促使國際銀行業對煤炭開采和煤電領域的融資限制不斷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是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一方面，有責任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煤電等資產可能成為擱淺資產的風險，使得銀行對煤炭開采和電力領域的融資限制不斷加強。清華大學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的轉型風險分析顯示，如果銀行繼續向煤電提供貸款，在未來10年煤電行業貸款的不良率或違約概率會從現在的3%左右上升到10年后的20%以上[4]。根據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2019年發布的報告，全球已有超過100家主要金融機構撤離動力煤領域，并制定了正式的動力煤開采以及燃煤電廠限制政策，這些金融機構包括公共開發銀行、國家發展金融機構、出口信貸機構、私人銀行和保險公司，囊括了前40大全球性銀行和20家全球主要保險機構中的40%?！?020銀行業氣候變化化石燃料融資報告》調查顯示，被調查的銀行中有超過70%的銀行有限制煤炭融資的政策，越來越多的銀行也開始限制對部分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融資，特別是針對油砂和北極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總體來看，2016-2019年間，前30名煤礦企業的融資額下降了6%，前30名煤電公司的融資額縮水了13%。隨著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不斷深入，銀行將逐漸對化石燃料的融資加以限制，從只針對煤炭項目的限制性政策，逐步進一步增加煤電領域的融資限制，并進一步增加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限制，以及其他高耗能行業和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行業的限制。

 

二是銀行逐漸建立全面的氣候環境風險管理體系。隨著金融監管機構對氣候風險的關注，以及銀行對氣候風險認識的逐漸加強，銀行將逐漸建設全面的氣候風險管理體系建設。近期歐洲央行與歐盟成員國國家主管部門近期共同起草了《氣候環境風險指南（草案稿）》（簡稱《指南》），《指南》對歐洲銀行體系應對氣候環境風險提出更高要求。借鑒歐盟的此指南，更多銀行將氣候環境風險管理納入銀行的商業戰略和商業決策，逐步建立氣候環境風險管理相關的政策、制度和流程，明確風險管理部門和業務部門職責分工，開展氣候環境的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建設全面的氣候環境風險管理體系，不斷提高銀行氣候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如開展重點行業的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并將測試結果應用于信用準入和風險管理之中。

 

三是加強氣候相關信息披露。氣候信息披露將有助于銀行評估和管理氣候風險，在具體實踐方面，首先，商業銀行可以學習采納國際主流氣候信息披露框架，國際上主流的綠色金融信息披露框架主要有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氣候披露標準委員會（CDSB）、碳信息披露項目（CDP）、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綠色保險原則、負責任銀行原則等。其次，學習和創新氣候信息測算與披露方法學，進行信貸和投資等銀行主要資產碳強度的信息披露。國際上，部分金融機構以協調融資排放量的核算為目標建立了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關系（PCAF），目標是標準化投融資排放的核算和披露，并協助金融部門與《巴黎氣候協議》保持一致。銀行和投資機構可以使用PCAF的方法評估其投融資排放，以此作為其他有關氣候行動的起點。在國內，興業研究構建了一個綜合的指標——信貸碳強度[5]，即每新增一單位信貸投放將引致多少單位的完全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并不區分綠色信貸與“非綠”信貸，主要測算依據是信貸投放行業的碳足跡，反映的是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綜合碳排放效率。銀行可參考該指標披露自身資產的綜合碳排放效率。最后，對氣候信息等重點領域多進行主動披露。除了每年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外，商業銀行還可以對綠色金融業務、氣候、環境風險管理等不定期做專門的詳細與特色披露，通過不斷提升銀行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金融的透明度。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