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循環經濟：溫室氣體排放達峰和碳中和的新路徑

 

碳循環經濟是一個全新概念，從內涵界定到公眾理解并沒有形成國際共識；雖在英文中出現循環碳經濟（circular carbon economy）表述。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碳循環經濟的內涵外延十分必要，以便感興趣的讀者能更加準確理解。

什么是碳循環經濟？總體上看，應當是圍繞二氧化碳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所進行的經濟活動總稱。這是將我國關于循環經濟的界定套用在二氧化碳上的結果。國內有鋼鐵循環經濟、塑料循環經濟等的界定，這是從行業角度出發的界定；也有食品循環經濟、能源循環經濟等的界定。因此，碳循環經濟的界定，也是科學合理的。

與此同時，循環經濟的內涵也需要與時俱進。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提出的重點工作和重點環節，也應當拓展和延伸。

提出發展碳循環經濟的背景，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需要。由于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在世界各大洲頻發，對生態環境和人類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損失。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也從未停下腳步。1997年12月9日在日本京都簽訂了《京都議定書》，2009年哥本哈根峰會被認為是“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會議。2016年4月22日《巴黎協定》已經由175個國家正式簽署，目標是與工業革命前的水平相比，全球變暖應“遠低于”2攝氏度，并“努力”使變暖的溫度低于1.5攝氏度。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評估，實現2℃目標全球要在2070年前后實現碳中和，實現1.5℃目標要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2017-2018年全球平均氣溫已比工業革命前高出1℃；按照當前排放趨勢和各國現有行動，2040年左右將升高1.5℃，2065年前后升高甚至超過2℃，本世紀末將升高3-4℃甚至更高，也就無法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這將給世界各國帶來一系列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甚至引發公共衛生事件、系統性金融風險、經濟衰退和地區沖突。

 

換言之，氣候變化挑戰日趨嚴峻緊迫，各方自主貢獻與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有較大差距，提高行動力度已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焦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發言中，號召世界各國要確保將氣候應對行動放在經濟復蘇的核心；他提出的綠色高質量復蘇倡議得到各方積極支持。美國眾議院提出報告，支持重返《巴黎協定》，推動美國2050年實現碳中和，很多州已經并將繼續采取積極的氣候行動。歐盟提出“綠色新政”，2030年減排目標從40%提高到50%-55%，2050年實現碳中和。這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計劃，也是推動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戰略。

《巴黎協定》確定的綠色低碳發展是大勢所趨?！栋屠鑵f定》及其實施，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基本原則，提出了低碳、氣候韌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共同愿景，確立了“自下而上”、由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行動模式，建立了強化透明度框架和五年盤點一次持續提高力度的機制，明確了發展中國家的行動與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要相匹配。盡管疫情打亂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節奏，但《巴黎協定》確定的綠色低碳發展大趨勢不可逆轉，應對氣候變化在全球治理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議程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國要把防控疫情、恢復經濟的短期目標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相結合，實現協同增效，促進高質量發展。

在2019年底出臺的《歐洲綠色新政》中，歐委會提出了行動路線圖及所需的投資和可用的融資工具，涵蓋所有經濟領域，尤其是交通、能源、農業、建筑以及鋼鐵、水泥、信息和通信技術、紡織和化工等行業。綠色也將貫穿從交通到稅收，從食品到農業，從工業到基礎設施等領域。隨著綠色新政的推行，歐盟將投資于清潔能源和擴大碳排放交易，還會大力推動循環經濟并保護歐洲的生物多樣性。

中國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2019年，中國GDP比2005年增長超4倍，同時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達15.3%；可再生能源裝機總量約占全球30.4%，新增量約占全球32.2%。這充分說明，中國正在走上一條符合國情的、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低碳和循環發展道路。

一場蔓延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危害程度之深的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各國經濟社會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全球產業鏈被暫時打斷，國際交往幾近停擺。受疫情影響，中國一季度GDP下降6.8%，影響近千萬人就業。中央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從困難加大到挑戰前所未有，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形勢的嚴峻性；部署工作重點從“六穩”到“六保”，凸顯了中央的底線思維。盡管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但我們仍在危機中育出新機，于變局中開出新局，將繼續堅持新發展理念，通過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特別是中小城鎮建設，加速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和循環經濟等產業，實現綠色高質量復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并繼續采取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百分之百兌現我們的承諾，為全球氣候治理和綠色高質量復蘇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離不開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中國的國情是什么？主要是自然、人口、經濟特征，也就是自然資源、生態資產的空間稟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上世紀30年代，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提出了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即“璦琿—騰沖線”，線的東南側36%的國土居住著96%的人口。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演化，這一格局依然沒有根本變化。進入21世紀，有學者對我國宜居情況的分析表明，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適宜人居的國土空間只占國土面積的9.99%，承載的人口占30%；而因地形、地貌、溫度、降水等因素不適宜和臨界適宜人類居住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戈壁荒漠，占據55.2%的國土面積，所承載的人口只有3.4%。這就是我國的生態資源稟賦。

中國發展階段的最大特征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黨的十九大提出“美麗中國”目標是，到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減少，環境風險得到有效管控，生態環境保護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2035年，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環境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實現，建成“美麗中國”。

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幸福，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求。討論氣候變化不能脫離這個根本問題。各國發展的基本權利是明確的、同等的，不能讓任何發展中國家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只過儉樸的生活；發達國家也絕不能指責發展中國家對發展的追求。面對雙向擠壓：既有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壓力、又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我們必須另辟蹊徑，走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能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既對原有碳收集利用的拓展，更能提供更多生態產品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發展碳循環經濟是必然選擇。 內-容-來-自；中_國_碳_0排放￥交-易=網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