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發揮碳減排支持工具對金融業綠色轉型的促進作用

 

實現雙碳目標的戰略意義不止于加大綠色環保力度，其背后蘊含著我國社會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對于依附于實體經濟而存在的金融業來說，這是一場加快進行綠色轉型的重要變革。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主要有三大功能——資源配置功能、風險管理功能和市場定價功能。但三大功能的實現，卻并不容易。相較于傳統金融，綠色金融服務實體企業在內容和口徑上基本相同（如信貸、債券、資產證券化等），但只要在業務名稱之前加上“綠色”或“低碳”的前綴，運作方法就大不一樣，需要盡快轉型升級以適應新的業務模式。實際上，綠色金融在“十三五”時期就已上升為國家戰略。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政策精神，促使金融業要加快綠色轉型步伐。同時，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歐盟用時70年，美國45年，而中國只有30年左右。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時間較歐美發達地區明顯要短得多，而且碳中和曲線斜率更陡峭，金融機構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一）企業綠色轉型對資金需求量龐大。有專家預測，在雙碳目標實現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預計2030年前，中國碳減排需每年投入2.2萬億元；2030年至2060年，需每年投入3.9萬億元。多項研究認為，中國實現雙碳目標需要的投資規模在100萬億元以上。清華大學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測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統需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如此巨量規模投資，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賴于綠色金融以及社會資本。每個金融機構都不愿意放過如此龐大的綠色投融資市場機會。但是，畢竟是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業務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特別是存在著許多綠色技術上的標準要求。所以，用傳統金融思維和理念來指導綠色金融業務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再從融資主體構成來看，中國綠色金融95%的融資量來自銀行，這與中國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相關。為此，一些銀行從業者直言，全面綠色轉型意味著金融機構不僅要支持企業完成綠色轉型，也必須實現自身的全面綠色轉型。

 

（二）企業綠色轉型倚重金融業碳減排支持產品。金融業碳減排支持產品也叫綠色金融產品，是指金融機構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而推出的金融產品。具體而言，是針對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產品，如綠色信貸產品、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綠色信托、綠色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機構提供的綠色金融產品，可以促進環境保護及治理，引導資源從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產業流向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三低”產業，進而推動碳減排和促進綠色發展。

 

近年來，我國部分大中型銀行在綠色金融方面均做出積極探索，通過綜合運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為實體企業提供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進而有力促進了企業綠色轉型，尤其是幫助高碳排產業改進技術，提高效能。綠色金融產品的體量初具規模，其中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發展較快，在綠色金融產品中規模也最大。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國綠色貸款余額近12萬億元，存量規模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8132億元，居世界第二；2021年一季度，我國境內綠色債券發行規模超過1200億元，達到去年全年的一半。綠色金融資產質量整體良好，綠色貸款不良率遠低于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綠色債券尚無違約案例。不過，在綠色金融產品結構上仍以間接融資為主，綠色金融產品仍停留在淺化階段，系列化、多元化產品體系尚未形成，在直接融資領域如綠色首次公開募股（IPO）和再融資規模較小等，都還需要加強綠色金融創新。

 

（三）應對氣候風險的迫切要求。綠色金融“未來已來，將至已至”，氣候變化會引致的金融風險也需要及時評估、應對。國際研究普遍認為，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極端天氣事件增多，經濟損失增加；同時，綠色轉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資產價值下跌，影響企業和金融機構資產質量，從而面臨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物理風險是指氣候異常、環境污染等事件，可能導致企業、家庭、銀行、保險機構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進而影響金融系統和宏觀經濟的風險。而轉型風險是指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經濟低碳轉型，因突然收緊碳排放等相關政策或出現技術革新，引發高碳資產重新定價和財務損失的風險。在這些領域出現的金融風險，需要金融機構加以有效識別和防范。

 

（四）金融業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途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甚至更長時間的任務。綠色轉型具有重新調整供給側總量和結構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低碳減排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助于削減過度供給，消化過剩產能，同時調整供給結構，消除供需缺口；另一方面，綠色經濟增長方式有利于糾正生態資源的扭曲配置，提高資本、勞動等要素的配置效率。綠色發展通過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強化對于低端供給側發展的約束；通過市場中的信息機制、聲譽機制等加強與資本等其他要素的結合，來確保資本市場等發展沿著綠色軌道前進；通過引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制度，確保供給側在全生命周期上的綠色化。金融業發展綠色金融本身就有著重要的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去產能與綠色金融關系密切，很多產能過剩行業同時是高能耗、高污染行業，不符合綠色發展的標準。通過貫徹落實日趨嚴厲的環境保護政策，商業銀行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能耗行業企業，這本身就是加快去產能的過程。與此同時，通過加大對綠色環保行業資金的投入，支持和促進相關綠色行業快速發展壯大，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我國經濟向更加低碳、綠色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

 

（五）社會各界對金融業的期望和要求。綠色轉型有助于商業銀行樹立承擔社會責任、踐行綠色發展的良好社會公眾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綠色化趨勢日益清晰，支持和發展綠色金融將是可持續、負責任企業的重要標志之一。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主體，建立綠色金融體系必然要以商業銀行為主。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大型銀行支持國家戰略、發展綠色金融義不容辭。全球范圍內的主要大型銀行均采用“赤道原則”，建設“赤道銀行”。標準普爾公司也提出要將環境發展指標納入公司評級。中國銀行業轉型“赤道銀行”，通過打造良好的綠色金融品牌、樹立積極支持綠色發展的良好國際形象，對我國商業銀行拓展國際市場、邁向國際舞臺將大有裨益。例如在上海成立的綠色技術銀行，堅持推進綠色技術轉移轉化服務，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全鏈條的金融支撐服務，推進綠色技術發展的綜合解決方案，推進區域綠色發展系統解決方案，推進綠色技術國際化轉移轉化服務等五個定位，以綠色技術信息平臺、綠色技術轉化平臺和綠色技術金融平臺三個平臺中心為抓手，是中國綠色發展領域的一次創新實踐。

 

（六）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綠色金融是為數不多的、尚未成熟卻具有戰略意義的金融高地，布局綠色金融是金融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有利于其拓展盈利渠道。比如嚴格執行綠色標準和規則，通過環境壓力測試，將推動銀行加快信貸結構調整，加快退出“兩高一剩”行業，擴大在新興綠色環保領域的布局；銀行發行綠色債券可以獲得長期穩定資金，投資其他企業和金融機構發行的綠色債券未來也可能有優惠風險權重，這有利于緩解資本壓力；碳金融涉及貸款、信息咨詢、代客與自營交易、資金托管等多項業務，積極參與碳金融有望成為推動商業銀行開展綜合化金融服務創新的有力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