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碳交易：潛力還是暗藏危機

 

非洲對歷史排放的貢獻最小，并且仍然是全球人均排放量最低的(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噸，而北美為10.3噸)，面臨著氣候變化帶來的不成比例的負擔。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30年，中國必須將其年度氣候緩解支出提高到GDP的2%，而喀麥隆必須提高到GDP的9%。 西非薩赫勒地區的國家，包括布基納法索、乍得、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需要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8%左右的支出，以支持國內的緩解工作。 此外，與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一樣，非洲各國政府也面臨財政緊縮，特別是在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之后。 這些國家的債務與GDP之比很高，到2021年，南非和尼日利亞的債務與GDP之比分別高達70%和40%。 這意味著從國際市場借款的能力有限。 多邊銀行的貸款不足，往往伴隨著苛刻的條件，使情況更加復雜。 

 

與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一樣，非洲各國政府在財政上受到限制，特別是在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之后。 

 

這種情況需要創新的金融工程和創造性思維，以幫助為該地區動員大規模和低成本的氣候融資。 只要發達國家買家及私人和政府支付適當的碳價格，這個價格可以是東道國對脫碳投資的要求，也可以是買方國家的碳價格，擁有正確的制度保障和戰略規劃的碳市場可以在動員來自國際和國內私人和公共來源的氣候融資方面起到催化作用。 

 

然而，在宣布碳市場是解決氣候融資困境的潛在靈丹妙藥之前，評估碳市場面臨的挑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非洲的背景下。 

 

首先，人們對碳信用的碳減排潛力持懷疑態度，因為碳核算方法存在缺陷，或者過度熱心的中間商和代理商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通常是VCM)而推動“幽靈”信用，從而扭曲了市場。 碳信用的可信度、完整性和可行性令人嚴重關切。 其次，非洲當地項目開發商開辦的項目數量很少。 例如，在2016年至2021年期間，全球發放的碳信用中只有10%來自非洲國家，而這些碳信用僅由15家公司開發。 第三，這些項目的大部分收益往往由非洲以外的貿易商、項目開發商和銀行家獲得，而不是當地社區。 最后，《巴黎協定》第六條規定的不重復計算問題被證明是全球減排努力公平分配的重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