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理”：雄心勃勃氣候政策的機遇與風險

 

CCS包括二氧化碳被捕集和壓縮，以及隨后的運輸和地下封存的過程鏈條。CCS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與化石燃料（例如天然氣發電廠和藍氫生產）結合，大量捕集工業過程排放（例如不依賴能源供應而生產的水泥和石灰生產中的排放），或通過捕集生物源二氧化碳（例如生物能加CCS，即BECCS）或從環境空氣中移除二氧化碳（直接空氣捕集加CCS，即DACCS）。CCS在氣候政策中的戰略作用關鍵取決于二氧化碳源的類型。最重要的標準還包括實現的捕集率和各自工藝鏈中釋放的其他排放物。各個CCS工藝的成熟程度差別很大，成本也因應用的不同而差異很大。目前，點源捕集、運輸、封存和后續監測的成本通常為每噸50至150歐元。

目前的爭論往往不能明確區分不同的二氧化碳來源和應用。無論是在歐盟還是在德國，CCS是否會被考慮以及被考慮在哪些過程中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個尚未解決的政治問題。特別是在德國，在化石燃料發電的背景下使用CCS在政治上是極具爭議的。在2000年后期，關于為燃煤電廠配備CCS的爭論導致了這個問題的相當大的兩極分化。在波蘭和匈牙利等其他歐盟成員國，這一選項的討論更為公開。在歐洲以外，化石基礎設施與CCS的結合是爭論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擁有年輕機組燃煤電廠的國家，正在討論改造CCS技術，將其作為一種選擇以盡量減少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導致的資產擱淺風險。

整個歐盟和德國的模型都認為，到2030年，與不同的二氧化碳來源相結合的CCS部署將處于低水平。然而，到2050年，通過CCS捕集的二氧化碳預計將在歐盟達到5.5億噸，到2045年，德國將達到3400-7300萬噸。在德國和歐洲，CCS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應用上被視為氣候政策的合法組成部分，很可能成為氣候政策和產業政策之間的一個有爭議的辯論。除了昂貴的封存基礎設施（由于封存潛力巨大，最初將主要在西北歐開發）之外，與二氧化碳運輸基礎設施的連接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并非所有潛在的CCS用戶都位于大型工業集群（例如德國的石灰和水泥廠）；對于這些用戶來說，通過管道、船舶或卡車運輸二氧化碳的財政和基礎設施成本將明顯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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