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對發展的正確認識：我們不需要在人與氣候之間二選一

毫無疑問，氣候變化是極不公正的。世界最貧困的國家對全球歷史排放量的貢獻最低，而同一國家內部貧困群體的溫室氣體排放又低于富裕群體。盡管如此，貧困國家和貧困人口在氣候變化的影響面前卻更加脆弱。他們往往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例如生活在易發洪水地段、以農業為生、缺乏良好的供水和衛生設施等，同時他們也更缺乏用來適應氣候變化、保護自己所需的資源。

 

不管有沒有氣候變化，貧困國家都需要提高收入并擴大能源消費——因為那里有很多人根本無法滿足正常生活的基本需求。當前還有28億人使用傳統燃料做飯，因此造成的室內污染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貧困國家的民眾獲得醫療、教育和交通服務的機會遠低于富裕國家的居民認為可接受的水平。必須把提供這些服務作為一個優先事項。

 

從這一背景出發，那么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就不僅要高效，而且要公平。效率和公平都要求我們不能放慢貧困國家的發展和減貧步伐。事實上，迅速且具有包容性的發展可以降低人們在氣候變化面前的脆弱性，并且有可能將到2030年為止因氣候變化而陷入貧困的人數減少一半。世界銀行集團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并不是以犧牲發展與減貧為代價；恰恰相反，這種關注正是由于氣候影響會給我們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帶來非?，F實的風險。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當然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但為了穩定氣候變化，所有國家——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在內——都需要為實現全球二氧化碳凈零排放做出貢獻。根據全球情景分析，如果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選擇一切照舊的發展路徑，而其他國家過渡到凈零路徑，那么到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將穩定在二氧化碳當量20吉噸左右，即當前排放量的40%。這意味著什么呢？一方面，這意味著低收入和中等國家的轉型將更加困難——2050年后氣候變化的影響將更大，經濟轉型和減少排放的成本更高。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全球升溫將遠高于2.5攝氏度，屆時氣候變化的顯著影響將不可避免。

 

對那些質疑當前走向轉型是否可能的國家和決策者，這里有一條好消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氣候行動不會威脅經濟增長。事實上，由于很多綠色方案的成本較之以前已大大降低，原來的許多矛盾取舍現已不復存在，這為推動綠色增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今天在大多數國家，通過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來擴大能源獲取已具有現實可能性。其生產成本在過去十年里急劇下降，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現在已經比天然氣和煤炭便宜，而且已經成為有史以來最便宜的能源。如果把開采化石燃料或嚴重依賴化石燃料進口造成的環境和社會成本考慮進去，那么這種成本差異會更加明顯。對墨西哥、印尼和阿曼等國的實證研究還發現，如果政府提供化石燃料補貼，通過這種人為手段降低化石能源價格并導致對它們的依賴，會對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

 

氣候政策以及更廣泛的環境政策可通過以下四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

 

提高人力資本。氣候及環境政策可以使人們變得更健康、獲得更好教育，從而提高生產力和創造力。很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也可以減少空氣污染，改善總體環境。空氣質量不好會導致人們的生產力降低，而且空氣污染會給兒童身體發育和認知發展帶來永久性影響，危害一生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前景。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人們認為美國1970年的《清潔空氣法》不僅避免了數十萬例過早死亡，而且也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收益。另據一份對中國的研究估算，將中國全國的PM2.5濃度降至25 ug/m3 將使生產力提高4.5%。以色列的一項研究發現，暴露于高PM2.5環境可導致學生成績顯著下降。

 

提升自然資本，強化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的服務。糧食生產和清潔水源取決于健康的土壤和生態系統，因此景觀管理（或恢復）不僅可以減少碳排放，還可以提高農民收入、降低食品價格。森林和紅樹林不僅可以儲碳，還能降低洪水風險、提供生計來源。各國越早對這種自然資本有所認識并加以衡量和管理，對我們所有人就越好，因為保護生態系統服務將帶來多種環境和經濟收益，而促進氣候穩定只是其中之一。

 

推動技術變革，提高生產力。如果政策向清潔技術傾斜，會使它們最終即使從純經濟角度也能競爭過骯臟的技術——這種觀點通常被稱為波特假說。如上文所述，現在太陽能和風能已經比化石燃料發電便宜。不僅如此，它們也更適合那些人口密度低的貧困地區使用，而化石燃料至今未能為這類地區提供充足能源。熱泵的取暖效率遠高于傳統鍋爐，而且夏天還可以保持室內涼爽，保護人們不受日益頻繁的高溫熱浪影響。電動汽車的生命周期成本已與傳統汽車持平，同時減少了空氣污染和對進口石油的依賴，而電動自行車則為各種收入水平的城市解決擁堵和污染問題提供了新的機會。

 

提高效率，事半功倍。通過多種措施使原來充滿浪費的經濟系統提高效率，尤其是解決常見的地方外部性問題，可以在不依賴生產要素積累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剂涎a貼或用水補貼等造成的價格扭曲不僅會加劇溫室氣體排放以及環境污染和退化，還會導致資源錯配和增長放緩——這已是各方公認的事實。良好的城市規劃、有效的土地市場以及對公共交通和自行車線路的投資相結合，不僅可以減少碳排放，也有助于創建高生產力城市，這對創造城市就業機會至關重要。這種對更好制度與治理的投資其實不涉及什么權衡取舍：良好的制度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核心所在。

 

現在的制度、法規和基礎設施仍未能充分解鎖諸多生產力更高、成本更低的技術（如可再生能源或電動汽車）所具備的巨大潛力。針對性改革或投資可幫助有關方面把握這些機會——從農村地區的微型太陽能電網到擁擠城市里的電動自行車——并加快減貧進展，包括那些過去幾十年未能從全球經濟增長中受益的落后地區。

 

正確的問題不是氣候行動將產生促進經濟增長的協同效應還是與經濟增長存在對立取舍關系。對這種抽象問題的回答永遠都是“視情而定”，因為氣候政策的設計是關鍵所在。比如，一項關于環境法規對競爭力影響的大型元分析顯示，環境法規既可能提高生產力，也可能降低生產力，這取決于相關的具體情況。對經合組織國家的一項研究也表明，環境法規可以促進增長，但如果法規過于嚴格、導致其執行成本超過對創新的積極影響，那么就不再具有這種促進作用。此外，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能源補貼改革和碳定價對分配的影響取決于這些措施帶來的收入如何使用：是用于減少其他稅收、支付公共服務，還是在人口中直接重新分配。因此，正確的問題是哪些氣候政策可以加快發展和減貧，以及我們如何幫助各國盡可能減少并恰當管理那些不可避免的氣候行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取舍問題。

 

實現低碳、韌性轉型并非易事。這需要大幅提高發展中國家獲得開展低碳、韌性投資所需資金的能力，使之具備恰當的基礎設施。綠色技術的資本密度較高，加上后疫情時代公共財政面臨諸多挑戰，無疑會使這類投資更加困難。來自富裕國家的財政支持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們需要超過目前的水平。

 

當今低收入國家面臨的風險不是無法獲得過時、昂貴和污染性的技術，而是無法獲得21世紀的更新、更清潔和生產力更高的技術，無法加入全球價值鏈并被鎖死在沒有前途的技術當中。如果低收入國家跳躍式采用現有的最好技術，它們就能從富裕國家的前期投資中受益，并避開高收入國家未來幾十年將經歷的昂貴的設施改造或技術更替過程。

 

氣候危機盡管存在固有的不公平性，但這是所有國家都將面臨的問題。我們的職責是幫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充分利用21世紀的技術、創新和工具來阻止氣候變化并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做好準備。這也是發展工作的應有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