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①：實現從“賣炭翁”到“管碳工”的轉變

從《京都議定書》走向《巴黎協定》，從全國碳市場奔赴“雙碳”之約，在全球氣候治理的世紀性議題下，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愈加成為緊俏的稀缺資源。在調和環境“硬約束”與社會經濟發展“再平衡”的過程中，政府“有形的手”與市場“無形之手”正在形成的合力，在我國碳減排事業和綠色經濟發展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重要的政策性市場工具，碳市場在經歷了數年“蟄伏”之后，已正式步入啟動交易的快車道——在位于湖北武漢的全國碳排放權注冊登記系統，首批參與交易的電力企業已全部完成資料審核、開戶等工作；由生態環境部牽頭的第一個履約周期配額預分配工作也已準備就緒。根據相關統計分析，蓄勢待發的全國碳市場，在2021年成交量或將達到2.5億噸，為2020年各試點交易所交易總量的3倍；按照目前試點地區30元/噸的平均價格計算，年度交易空間將突破60億元。僅電力行業在碳市場交易中的交易規模，就遠超世界上任何一個正在運行的碳市場規模。

 

關于碳市場建設對于我國碳減排事業的深遠影響已無需贅述，此次碳市場建設的提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國際形勢的倒逼——目前，美國正在倡議建立全球統一的碳市場，預計未來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原有的交易機制會隨之衍生出新的規則和“玩法”。同時，歐盟已經著手碳邊境關稅的立法工作，加之近期歐盟碳價屢屢突破歷史新高，國別間、地區間存在的懸殊碳價，將對我國的外貿出口形成巨大沖擊。正因如此，在借鑒歐美碳市場經驗的基礎上，盡快通過碳市場的啟動運行，縮小與歐美國家碳價的差距，可以為我國爭取到更多政策調整和技術進步的窗口期。

 

當下，盡管業內對于第一筆碳交易定價充滿期待，但是，對于近一段時期內，碳市場在倒逼減排效用中的貢獻度，以及“碳圈”效應如何在綠色經濟中實現“出圈”與反哺，仍處于共識的形成階段——碳價的合理性，以及交易的流動性，已成為眼下行業內外的首要關切。

 

從試點經驗的現實角度分析，一方面，由于配額超發所導致長期偏低的碳價，并未能完全體現減排的真實成本，這也使得買賣配額獲取收益的可能，或倒逼減排的作用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就目前碳市場所處發展階段來看，碳交易仍以現貨交易為主，例如碳債券、碳期權、碳質押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仍未真正放開，這也使得我國的碳交易很難像已經相對成熟的歐洲碳市場一樣，順利地進行金融層面的操作，二級市場的活躍度預期將大打折扣。

 

但從樂觀的角度看待，隨著交易機制及相關政策的進一步完善，碳排放配額或將由目前的免費分配逐步向有償分配過渡，控排企業獲取配額指標的成本將越來越高，可再生能源等零碳、低碳發電資源在系統中的競爭力會顯著增強；同時，隨著碳市場的行業覆蓋范圍、交易主體，以及交易品種的進一步擴大和豐富，市場對真實碳價的發現功能，以及降低全社會減碳成本的作用將進一步顯現。碳市場在對供給側帶來減排壓力的同時，也為行業、社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

 

毋庸置疑的是，碳市場為倒逼電力行業進行結構調整、推動低碳技術推陳出新起到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但任何與碳相關的機制，都是涉及經濟、社會、能源、環境、金融等方方面面的系統性工程。審慎、分階段的放開與實施，將成為我國碳市場螺旋式上升的必經路徑。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10年中，權衡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等諸多因素，起步初期的碳市場在排放配額的分配上不會過于緊張。尤其是在第一輪交易中，企業之間的交易更多是意向性的交易，并不代表市場的實際需求。但在未來的碳市場建設中，隨著配額分配機制與“雙碳”目標更為緊密的結合，以及交易體系的成熟和政策法規的健全，碳排放配額的科學、公平、以及精細化分配將逐步得以實現；在逐年下降的碳排放總量“指揮棒”下，配額的稀缺性和日漸明朗的市場預期，都將逐步發揮碳市場在減排、控排中的強大約束力。

 

與此同時，伴隨著金融機構的涌入，碳市場的流動性和活躍程度將顯著增強——激活碳金融、發展碳資產管理業務、開發新交易品種，以資本市場操作思維來挖掘碳市場的潛力，不僅是未來碳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將成為企業在碳市場中盈利、避險，進而深度參與減排事業的全新發展視角。

 

從2011年7個試點城市啟動，到如今首批全國碳交易箭在弦上，十年磨一劍的碳市場，已經不再是小眾的圈子和“玩法”。當下，站在百億級市場規模的風口上，通過有效的碳資產管理和金融手段的“加持”，實現從“賣炭翁”到“管碳工”的轉變，已經成為超越交易本身，企業制定遠期發展戰略的核心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