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碳排放權會給我們經濟發展帶來多大壓力？

鄒驥：我參加過兩輪共十年的IPCC評估工作，其實它是在提供各種情景，但是我們說它從來不應該有，也沒有過對排放份額的分配方案。因為IPCC是政府間的評價，中國政府也參加其中。所以在解讀這種說法時，其實這是對IPCC工作的一個不太完整的敘述。如果IPCC要出什么東西，也是要經過中國政府審評和同意的，而且各國政府都要參加。

 

確實存在著不同的關于減排的排放權分配方案，這個是有的，也不一定是IPCC提出的，實際上它有多種方案匯集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現在靜態地去比較這些，然后以此來說明公平不公平可能還不夠，因為什么？

 

一個是減排成本，在不同的時代，減排成本差別很大。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為例，在過去10年可再生能源，比如風能、太陽能，它的成本下降了90%，如果現在有硬性標準規定我們的排放份額就這么點，我們必須減排，那我們用可再生能源就行了，現在便宜得很。

 

所以還是要看科技進步的現實是什么，實際過程是什么。首先要觀察生產力變化的狀況，科學技術變化的狀況，但是另外也要看我們自己的發展程度，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不能泛泛而談，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范圍太廣。

 

另外就是對全人類利益的認識，比如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中國走到今天，達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1萬美元的時候，我們就不能無視全人類的利益。這些問題綜合起來，我們就要反思一下剛才那樣的一種敘事方法，是不是符合實際，是不是符合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是真正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為中國現在在可再生能源、在高鐵、電動車方面已經成為世界先進的國家了。

 

在這些低碳的領域，如果中國這么去做，贏得了自己新的市場，新的增長動能，包括一些海外市場。在BRI（一帶一路）國家，中國就更有優勢了。我們這么去發展，而且完全是有可能這么發展。

 

在現在這種新的歷史時期，當然要很艱苦的努力，可以實現這樣的一些目標，為人類作出貢獻，同時自己也得到了發展。由于科技革命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增長的故事和敘事的故事也在變化，所以我們得與時俱進。包括巴黎協定以后，5年以來，市場技術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也有我們增長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