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中國之路的實踐探索與時代啟示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從人類歷史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提出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貫穿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系統地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怎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考察時再次強調，“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指引和重要遵循，近年來指導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突破，生態環境治理政策出臺的密度、生態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環境質量改善程度與速度為世人所矚目。回首新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與生態文明建設，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風雨同舟、艱苦奮斗，深刻把握人類文明發展規律，不斷深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認識，著眼于中國不同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的時代背景，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實踐中，不斷探索出一條不同于西方傳統生態治理的創新之路。

 

　　一

 

　　生態文明中國之路的實踐探索，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歷經風雨70余年。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力量，勇于探索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規律，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同共進，這一偉大探索進程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是發展起步與生態環保事業的開創探索階段。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7年的這個時期，我國基本實現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制定的國家工業化的初期目標，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經濟總量翻了兩番多。這一時期，我國在一窮二白和外有封鎖的發展約束下，選擇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和自力更生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戰略，以勞動力和資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所形成的經濟增長，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大規模經濟建設導致環境問題突出，工業“三廢”帶來了不小的生態環境代價。面對貧窮落后亟須發展與生態環境惡化的現實，尤其是看到西方國家因工業化過程中日漸突出的環境公害而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環境保護運動，我國在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后，第一次派團參加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并為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自此在全球生態環境建設中一直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和貢獻者。1973年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次年成立了環境保護的政府管理機構，環境保護政策開始成為我國現代化發展中公共政策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由此拉開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的序幕。

 

　　二是發展轉型與生態環境保護法制化制度化體系逐步建立階段。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突飛猛進，逐步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和貨物貿易出口第一大國，綜合國力、社會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與此同時，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及全球氣候變化等問題相互疊加，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統一的認識逐步促成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為主的政策體系，環境保護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城市規劃法等專項立法工作與綜合性法律的統籌修訂進一步加快。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基于市場機制的資源環境政策工具逐步豐富，但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化建設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體制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亟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資源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實現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的綠色轉型和生態環保體制的變革。

 

　　三是推進綠色發展與深化生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更加依賴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非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促進以綠色低碳循環為特征的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然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依賴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自發實現，必須通過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發展目標、發展手段等方面的系統調整，實現對傳統發展方式和生態環境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超越，推進實現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完善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等基礎制度層面深入推進，在大氣、水、土壤、海洋、減災防災、防沙治沙等重點領域推進一系列生態環境治理的重大措施，在“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嚴格執行環保、能耗和質量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使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質的突破，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作出了中國貢獻，展現了引領全球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國擔當。

 

　　二

 

　　從“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到“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實世情國情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使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發生了飛躍，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進入了新境界。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重點是解決生態環境領域突出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必須始終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進經濟發展政策和生態環境政策之間的協同共進。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經濟在現代經濟發展體系中主導地位的形成，提高資源環境的產出水平和環境承載力，促進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關鍵還在于以制度體系建設為抓手，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根本動力，轉變政府職能，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發揮兩者的協調互補功能，讓市場準確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將資源環境壓力轉化為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動力。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治理主體上，形成政府、企業、社會高效參與、協同配合又相互協商監督制衡的治理結構，從而有效協調局部利益、個人利益、短期利益，保障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共同利益、長期利益。在國家層面，構建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四梁八柱”，提升生態環境治理能力；在企業和居民層面，加強激勵約束并重的長效機制建設，將資源節約與生態環境保護逐步由末端治理向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延伸，促進綠色發展、綠色消費、綠色生活方式的實現。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治理手段上，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行政等手段，不斷豐富和完善基于法治和市場的綠色發展政策工具，優化社會性規制工具和經濟性規制工具的結構，發揮市場化手段、自愿性手段與規制型政策工具的協同效應與治理效能，以最小的治理成本發揮最大的治理收益。

 

　　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的臨近，生態文明建設更需要每個公民知行合一的共同參與，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勠力同心，堅定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為中華民族贏得美好未來，為美麗世界貢獻中國擔當。

 

　　（作者：陳亮、胡文濤，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