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價值鏈管理，系統推進降碳減排 中國企業需要盡快行動，不宜有拖延心態和僥幸心理

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已于今年5月17日正式生效，并自2026年開始對從第三國出口至歐盟的鋼鐵、鋁、水泥、化肥和電力征收碳排放費用。一年前的6月7日，美國版的碳邊境調節機制——清潔競爭法草案（CleanCompetitionAct）也已提出立法申請。

 

7月26日，德國政府通過新版《國家氫能戰略》。該戰略提出，到2030年德國在氫能技術的領先地位進一步提升，產品供應將覆蓋從生產（如電解槽）到應用（如燃料電池）全價值鏈。受益于巨大的綠氫需求，蒂森克虜伯的氫能子公司Nucera上市后業績強勁增長，2022/2023財年第三季度，Nucera的息稅前利潤由400萬歐元增至700萬歐元，銷售額從去年同期的9900萬歐元升至1.87億歐元，近乎翻倍。與此同時，德國全球化工巨頭巴斯夫關閉包括兩家氨工廠和相關化肥廠在內的多家工廠。

 

上述種種，表明推進降碳減排、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正在從認知進入行動，從制度層面進入市場競爭。以CBAM為例，CBAM在創新全球碳減排機制，增強歐盟國際話語權的同時，也開啟了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和調整。這不僅有助于減少跨國貿易可能產生的碳泄漏、促進歐盟和全球企業減排，還能進一步保護歐洲企業競爭力，增加財政收入。中國企業需要盡快行動，不宜有拖延心態和僥幸心理。

 

共同責任、巨大市場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責任。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全球問題，《巴黎協定》的簽署，意味著應對氣候變化已形成全球共識，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責任。目前，全球已有140多個經濟體提出了程度不等的碳中和目標，碳中和行動的規模和影響力日益擴大。我國也已鄭重承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充分展現了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全球責任擔當。

 

我國綠色低碳經濟轉型市場巨大。據測算，碳中和目標下，未來30年中國有數百萬億綠色轉型的投資市場，規模巨大。以電力為例，燃煤發電是我國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占電力行業總碳排放的一半左右，在碳中和路徑下，到2050年非石化能源電力將占總電量的90%以上，這意味著僅電力行業就存在很大的清潔能源需求。

 

從政策層面看，我國總體上已構建起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碳市場行業覆蓋范圍不斷擴大（如鋼鐵、建材等），交易品種和方式持續豐富（如衍生金融品等），配額分配管理不斷完善，工作目標由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控制（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這些政策體系，既為我國企業降碳減排明確了方向和目標，也為其加速綠色低碳轉型構建了良好的制度環境。接下來關鍵要看技術創新和市場發育水平。也就是說，企業降碳減排和綠色發展問題的關鍵，恐怕已不在政策供給方面，而是如何更加快速地凝聚共識，更加有力地推動建立有效市場，以及企業如何盡快行動起來。

 

歐美國家的降碳減排行動在提速。三年的新冠疫情，并未放緩西方國家降碳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的腳步，某些領域反而加快了步伐。前述有關美國碳稅立法、歐盟CBAM、德國《國家氫能戰略》，以及蒂森克虜伯和巴斯夫等企業的低碳轉型舉措，體現出從體制機制、標準制定、技術突破、企業變革等方面的布局和行動。再以能源密集型的歐洲化學工業為例，根據“工業能效趨勢和政策”的研究，歐洲化學工業已經能夠將能源消耗與生產分離開來，自1990年以來，其能源密集度降低了56%，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59%。這些數字的背后反映出全行業把握先機、引領變革的先知先覺，以及建立壁壘，提高競爭力的戰略行動。

 

對標全球、認清挑戰

 

比較而言，我們在降碳減排意識、標準制定、碳市場建設、脫碳技術突破、產業鏈聯動等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降碳減排共識凝聚不足。盡管降碳減排已逐步成為全球的共識，我國企業也開始展開行動，但過去幾年，受各種內外部因素影響，企業發展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些企業經營變得比較困難，直接影響了企業降碳減排的決心和信心，加上脫碳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短期陣痛，客觀上也影響了企業的降碳減排行動力。我國企業需要進一步提升降碳減排的主體責任、凝聚共識，并以全球視野，將降碳減排行動作為影響企業未來命運的戰略性安排，加快應對步伐。

 

碳市場和碳稅機制亟須完善。碳市場和碳稅協同互補的碳定價機制在國際上已經逐步形成。歐盟是全球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場，市場活躍度和有效性高，控排企業、金融機構及其他市場主體均可便捷地參與碳交易，根據《國際碳行動伙伴組織（ICAP）2023年度全球碳市場進展報告》，2022年歐盟碳市場交易規模7514.59億歐元，占全球總量的87%。

 

我國碳市場自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發布，到2021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啟動上線交易，雖起步良好，但仍存在瓶頸。一方面，碳市場的覆蓋范圍有限，交易規模較小，交易范圍仍主要限于電力行業，還不足以引導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低碳轉型。另一方面，相較于歐盟碳市場，我國碳價格水平仍然較低，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失靈，金融機構的參與及支持程度遠遠不夠，碳金融及衍生品創新力度較弱，碳市場金融屬性仍未明確。這就難以有效激勵企業節能減排和參與碳交易活動，進而弱化了碳交易的預期減排效果。

 

相關企業綠色低碳轉型挑戰巨大。盡管碳中和目標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但也意味著艱巨的結構調整和企業轉型。從能源結構看，我國仍以煤炭為主，而2050年非石化能源占比需達到70%以上，這既是光伏、太陽能、風能、氫能、天然氣等新能源的重大機會，也是現有煤炭、石化企業的巨大壓力，轉型成功與否，直接關乎企業命運。另外，實現碳中和還需全面提升工業、建筑、交通等終端用能領域的能源效率和電氣化，壓縮工業產品需求，投資低碳基礎設施，倡導綠色低碳生活，相關企業在能源使用、企業轉型、產品升級等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碳管理理念和脫碳技術存在瓶頸。國外先進企業在碳管理上已經提出了全價值鏈碳管理的理念，包括源頭低碳、過程減碳和末端治理。在源頭低碳上利用生物質能源和循環利用技術降低碳使用，在過程中應用工藝裝置優化、公用工程、數字化技術等方式減少碳排放，在末端使用碳捕獲和封存技術（CCUS）中和碳排放。

 

全價值鏈碳管理使企業的降碳減排管理進入一個新的高度，也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表現在深度脫碳的關鍵技術方面，如可再生能源發電，生物質能源與碳捕集、氫能、負碳等方面仍有待進一步開發。

 

主動作為，盡快行動

 

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指導各地區和行業完善碳中和目標和路線圖，制定各項碳中和政策和標準。積極參與國際間的合作協議，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盡量為我國低碳轉型爭取利益和主動權。特別是加快推動完善碳市場和碳稅等機制，擴大碳交易行業范圍，拓展交易主體，加快碳市場形成步伐。

 

實體企業要擔負降碳減排的主體責任。碳中和目標與每個企業的命運息息相關，主動求變、積極應對的企業就能抓住歷史機會、實現企業的升級發展或華麗轉身，否則必將在轉型大潮中被無情淘汰。

 

一是以端到端全價值鏈管理的方式推動全產業的低碳轉型。產業鏈中的龍頭企業應以鏈主的角色肩負起相應的責任，推動本行業降碳減排。如利用新能源從源頭上降碳；加大投入，積極與高校、科研所等合作，研究脫碳技術，把相關專利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實現過程的降碳減排；加強碳捕集和封存技術應用，進行末端治理。對于產業鏈中的中小企業，要主動融入產業鏈中的降碳減排，平衡短期發展和長期轉型，在轉型中建立起綠色競爭力。

 

二是抓住綠色低碳轉型戰略機遇。中國數百萬億的降碳減排市場，為每個企業提供無限機會，各類企業應加大創新投入，利用新能源、數字化等新技術，實現轉型。以CCUS為例，目前全球共有196個CCUS商業設施，總捕集能力超過2.4億噸二氫化碳/年，每年還新增數十個CCUS項目。

 

金融企業應主動支持實體企業的降碳減排。完善金融支持低碳轉型的頂層設計，制定綠色金融標準清單，豐富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體系。創新碳金融產品工具，豐富碳市場參與主體，完善碳金融基礎設施，通過碳金融合理定價推動資源有效配置。開發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金融產品，支持實體經濟降碳減排。

 

（閻海峰系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教授，臨港-華東理工大學自貿區創新研究院院長；顧青峰系華東理工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