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減碳政策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政府利用政策法案引導、市場自發調節的總體減排模式,通過稅收、財政補貼、
碳交易等手段推動行政管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共同推進減碳政策的執行。
在這個模式下,美國形成了發展
新能源、調整能源結構、創新負排放技術的
碳減排路線,取得一定
碳減排效果的同時獲取了技術優勢。然而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執政理念差異導致美國部分減碳政策延續性較差,使減碳法案為美國碳減排起到了重要作用。從美國減碳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可以總結以下經驗:
第一,美國減碳政策在執行上形成了積極利用財政手段與市場機制推進企業層面的碳減排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自愿減排模式推進碳減排工作。在這一過程里,美國政府重視通過政企合作的模式來創新減碳技術,利用政府政策引導市場發展,提高市場積極性,獲取技術優勢從而維護美國的國際競爭優勢。在政策執行中,美國政府采取了稅收、補貼、金融等手段影響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本,通過市場
價格機制促使企業自愿開展創新活動以發展碳減排技術。
目前我國在稅收體系、財政補貼、
綠色金融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仍存在未能直接針對
碳排放征稅、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不夠完善等缺點需要改進。
因此,我國需要保持創新驅動策略,不斷完善稅收、財政補貼、碳交易、綠色金融等體系來調動企業積極性,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互相協同、相得益彰,加強政企合作,激發市場活力,利用政企合作模式推動技術創新以獲取核心技術,在
低碳經濟發展中取得優勢。
第二,美國減碳政策在內容上以創新
清潔能源技術為主線,取得了一定技術優勢,逐步調整自身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自給率并減少碳排放。目前我國在光伏產業等
清潔能源技術方面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新能源產業已打下堅實基礎,在產業規模、制造技術水平、成本競爭力等方面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著短板與劣勢,需要我國付出極大的努力來克服,如海上風電、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距離全球頂尖水平仍有差距[18]。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拜登政府積極的減碳政策下我國在新能源技術開發應用中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局面。
因此,我國需要推動海上風電、氫能、燃料電池、
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技術的創新,加速推進新能源核心技術自強自立,獲取國際競爭優勢,提高能源獨立性,推動國內乃至全球的碳減排。
第三,縱觀各時期內美國減碳政策的變化,克林頓、奧巴馬、拜登等民主黨派總統的減碳政策較為積極,而小布什和特朗普等共和黨的態度則是較為消極。黨派執政理念之爭導致美國減碳政策出現了明顯的“鐘擺效應”,這導致美國政策的連續性較差,無法產生更長期的效果。因此美國各項具有延續性的法案在實際上對長期碳減排工作的推動作用更強,例如《清潔能源標準法案》等法案推出后,即使政府換屆使總統行政命令出現了反復,也令美國相關的碳減排工作得以持續推進,并取得一定的減排效果。
我國目前針對“雙碳”目標也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然而在政策推進碳達峰
碳中和相關工作過程中,部分地方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刀切”和“運動式”減碳行動,導致政策效果不夠理想。因此,我國在制定減碳政策法規時需要吸取美國的經驗教訓,以此為戒,不斷完善碳達峰
碳中和“1+N”政策體系,發揮立法的延續性優勢,持續推進減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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