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 胡濱：中國式現代化與金融科技賦能ESG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根據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在支持抗擊新冠疫情、恢復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作為一種顛覆性創新，數字技術尤其是金融科技也顯著地改變了經濟運行的模式與市場結構。首先，數字技術極大地降低了商品生產和交付的邊際成本，從而產生了極強的規模經濟效應。在邊際成本趨于零的情況下，即使是極低的價格也可以憑借巨大的客戶規模而產生巨額的利潤，從而催生所謂的“長尾經濟”。其次，基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運用，數字經濟中的生產商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實現產品的定制化，甚至為每個消費者提供其專屬的產品。這種極端的定制化模式一方面提高了客戶黏性，另一方面也規避了市場競爭，使得生產商相對于每個消費者而言處于相對的壟斷地位。最后，通信成本與搜索成本下降帶來的“去中介化”與“再中介化”催生了許多新的商業模式，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雙邊與多邊市場平臺。在這類平臺上，不同市場端主體的利益由于網絡效應而密切相連，平臺則不僅向各方主體收取費用（或發放補貼），還要對其行為進行監管。這種部分一體化的商業合作模式給了平臺超出一般企業的權利，也使得其經營決策變得更為復雜。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
 

數字經濟帶來的上述變化處于不同的維度，但它們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使得經濟極大地偏離了傳統股東價值最大化公司治理模式所依據的完全市場假設。鑒于新的技術條件和復雜的市場結構，在數字經濟中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公司決策不僅對全社會不是最優的，而且可能對于公司股東利益而言也不是最優的。在某些情況下，從企業利潤視角出發的決策不僅會損害消費者利益，還會挑戰社會倫理與國家安全，如目前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的數字鴻溝、消費者隱私保護、數據安全問題，等等。使情況更為復雜的是，由于資源約束與理論準備上的不足，政府監管并不足以糾正數字經濟下的市場失靈。在這一背景下，通過企業的內生動力來矯正利潤動機引致的決策扭曲、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就成為了經濟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踐行ESG理念的意義也由此更為凸顯。在新的經濟舞臺上，ESG理念將是游戲規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一個關鍵約束。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